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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張番番因要執導《三體》，突然成為一位“知名導演”，在大多數網友看來，將劉慈欣的《三體》搬上大熒幕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以至於不管是不是“三體粉”，都在留言“求(張番番)放過”，“三體要被毀了”。新生代科幻作家夏笳認為，《三體》電影版首先要解決的是：導演所謂的“七情六欲”與三體“為人類”的情懷間的斷裂該如何彌補，“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整個敘事邏輯連同背後的世界觀、宇宙觀，都很可能變成大而無當的空洞景別。”
　　“中國科幻大片在哪裡”，似乎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通常情況下，對於此類議題的探討，往往容易跳過那些使得科幻文化產業在歐美世界能夠繁榮的具體的經濟、社會與技術條件——從工業化到海外殖民，從冷戰陰影到好萊塢的技術蛻變，而變成一種怒其不爭式的自嘲。1997年，王小波便在一篇文章中，以他一貫的調侃語氣指出，中國人拍不出科幻片，不僅僅因為缺乏“科學知識”、“想象力”以及“沒錢”，更因為拍這樣的電影，沒辦法跟“上面”交代。①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科幻大片”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便逐漸成為“民族之夢”的某種投射，它呼喚著那些自晚清以來中國人始終殷切盼望的東西：資本、技術、產業化、“科學精神”、“文化影響力”、以及最為重要的“想象力”——不僅僅是想象更高的樓，更快的車，而更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重新定位中國，併在這一主體位置上參與對未來的想象，想象當世界陷入危急存亡之時，中國人是否有可能敢為天下先，成為救世主。
　　科幻片中“中國式英雄”如何塑造？
　　今天，所謂的“中國科幻大片”情結，似乎已進入了“三體時代”，這意味著，我們積鬱多年的焦慮、渴望、質疑、理想、失落，都聚焦於這樣一部具體的作品，並期待其創作者能夠在所有問題重重的環節上給出滿意的解答。在這裡，我關註的是一個看似宏大然而又極為具體的問題，即“中國式英雄”的形象塑造。
　　在青年科幻作家飛氘(原名賈立元)的科幻作品集《中國科幻大片》中，一系列將中國上古神話與科幻元素相結合的故事，讓人想起魯迅的《故事新編》。故事中天地洪荒的蒼茫世界，仿佛充滿寓言色彩的舞臺，而以上古英雄面目出現的行動者們，則被塑造為一個個頂天立地的“中國式英雄”，一個能夠支撐起敘事空間的具有行動力的主體形象。這或許正是“中國科幻大片”這一書名最初的靈感來源——可以說，大片之“大”，不僅僅在於資本造就的奇觀，更在於大片本身的“高概念”(high concept)與大開大合的動作幅度，需要借助一個能夠代表普遍人類價值的現代英雄予以呈現。正如飛氘本人在後記中寫道：“調用一個族群對古老過去的自我講述，也隱含著某種企圖：想要挖掘和探索一種可貴的精神，也就是《故事新編》裡面的那些人，大寫的人的精神。”②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科幻大片”的關鍵不在“大片”，而在“中國”。如果說中國科幻大片在一定意義上承載著“民族之夢”，那麼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能支撐起它的“中國式英雄”，也即是一個能夠代表中國人去做夢和行動的堅實的文化主體形象。在筆者看來，正是這一點，對於華語科幻電影構成了最有難度的挑戰——當主人公不再是“超人”或“美國隊長”那樣代表著美國主流價值觀的白人男性英雄，而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時，我們該如何刻畫他的情感、意志與個人選擇，又該如何想象他與“人類”這一集體之間的關係？
　　電影版“為人類”的情懷如何解決？
　　在劉慈欣的《三體》原著中，所有的個人抉擇都是在為人類集體命運承擔責任，哪怕是程心的數次放手，甚至於最後交出那個小小生態球，都是沉甸甸的，關係到歷史走向的重大抉擇。這些生殺予奪的糾結瞬間，共同構建了某種“磁鐵”們(劉慈欣粉絲)口中津津樂道的“情懷”，也即是，在“個人”與“人類”之間，搭建起一條強有力的情感與邏輯紐帶。
　　這樣的情懷，在西方科幻電影中並不新鮮。拙劣者有《2012》，單親爸爸縱身一躍，從大船底部撈出一把扳手，拯救了人類也拯救了自己破碎的家庭。稍用心點的則有《星際穿越》中，庫珀捨生取義，同樣是縱身一躍，為人類換來關於未來的希望也同時換來與女兒的和解。
　　然而，這樣圍繞西方核心家庭而展開的敘事邏輯，對中國式英雄是否適用呢？《三體》中的鐵血英雄們，在某種意義上都與《星際穿越》中選擇了“計劃B”的布蘭德博士持相似的立場——為了使“人類”作為一個種族的概念得以延續，具體的“個人”是可以犧牲的。電影中“計劃A”(拯救身邊親人)與“計劃B”之間的鬥爭，恰正構成最為核心的對立與衝突。這背後的差異，與其說是東西方文化不同，不如說是兩種不同的歷史過程所“形構”出的不同的主體想象。
　　我所關心的，是這種“為人類”的情懷，將如何在《三體》電影版中呈現，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整個敘事邏輯連同背後氣勢恢宏的世界觀、宇宙觀，都很可能變成大而無當的空洞景別。
　　在11月29日一次以《三體》電影版為話題的電影沙龍中，導演張番番表示：“把握住七情六欲里的一種，讓人感同身受就夠了。”譬如《星際穿越》，“不就是個爸爸救女兒的故事嗎，不過是放大了宇宙的尺度而已。”③然而《三體》讀者所認同的，恰恰是“為人類”如何超越了“七情六欲”，最終直接將個人提升到宇宙層面上，感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唯有如此，一位手無縛雞之力的中國姑娘活到整個宇宙的最後一刻，這一終極虛無然而又終極詩意的結局才能在敘事和情感上得到合理的解決。
　　我並不期望看到一味拼“情懷”的《三體》電影版，更關心“七情六欲”與“為人類”之間的斷裂應該如何彌補。對於進入“三體時代”的“中國科幻大片”來說，這或許將是最為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夏笳)
　　註解：
　　①王小波：《中國為什麼沒有科幻片》，《戲劇電影報》，1997年1月2日。收入《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雜文隨筆全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
　　②飛氘：《中國科幻大片》，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29-230頁。
　　③《大風大霾天專家圍爐聊科幻片》，騰訊娛樂，2014年12月1日。
（原標題：《三體》電影版要解決英雄塑造和人類情懷）